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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敦邦:画一辈子红楼梦,越画越怕

2019/10/21 23:49:14

戴敦邦:画一辈子红楼梦,越画越怕

 

今年,是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诞辰300周年。近日,《红楼梦》连环画法文版首发式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。
法文版《红楼梦》连环画博采众长,收录多位画者的作品。早年因英文版《红楼梦》插图而声名鹊起的上海画家戴敦邦,其所绘之部分红楼人物形象,如今又在法文版中神采飞扬。

 

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,《红楼梦》如今已经成为超越时空的中国文化符号,让携带着历史温度的传统文化,走到今天,走向世界。

 

而戴敦邦几乎穷尽一个甲子,对这一本书读之、绘之,也已被视为诠释《红楼梦》的一扇窗口。《解放周末》的专访正是推开这扇窗,打量《红楼梦》以及它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形与神。

 

梦里依稀,还是那个月夜。

 

梧桐树下,小院一角,两个少年对坐清谈,渐渐话语如雨点汇集,有了明确的流向。终于不知谁先开了口:看过《红楼梦》?看过的呀。

 

这一下不可收拾。1950年代的这个夜晚,两个少年初遇知己,急急分享彼此的读书心得,直说了一个晚上,说得迷迷糊糊睡去,又懵懵懂懂醒来,隐隐看到月亮升高,而梦里耳里,还是书里的种种。“总有一天,我要把《红楼梦》画出来。”其中一个少年,对着梧桐和月光“口出狂言”。

 

如今,在上海西南角的画室里,已是古稀老者的戴敦邦回忆起60年前的暑夜,自己对月发愿。那一刻,命运似乎就此被决定。从1977年为英文版《红楼梦》配插图,到上世纪90年代创作《红楼梦故事》连环画,再到2000年出版《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》,及至近年与人合作与《红楼梦》相关的3套画作,今年又为中国邮政设计绘制《红楼梦》特种邮票。他的画笔,不尽描摹着这部中国传统典籍的形与韵。

 

长久绘画已伤害了他的身体。白发之下,右目已盲,左目半损,每日只能趁着光线较好的上午抓紧挥毫。几乎穷尽一个甲子,对同一本书读之、绘之,戴敦邦已被视为诠释《红楼梦》的一扇窗口,可他本人却不再有许愿时的气盛,反而多了一份谦卑:“大半生过去,如今看来,我对《红楼梦》原来还只是一知半解。”

 

【初梦】

 

1950年代初的上海,永年路南文德里石库门内,正在读初二的戴敦邦,初次打开《红楼梦》。

 

他当时正在敬业中学读书。语文课上授课内容说到了《水浒》,老师告诉他们,中国还有一部像《水浒》一样伟大的作品,叫《红楼梦》。正对108将着迷的戴敦邦闻言,马上问同学借阅。班上一个从山东逃难来沪的地主家的同学,家中藏有线装本木刻插图的《红楼梦》,带来借给戴敦邦看。

 

初次相遇并不顺利。四大家族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,对一个初中生来说繁体字又多陌生,翻了一翻后,戴敦邦就还了书。书是还走了,却又像在他心里投了影子,挥之不去。到了1953年,启功注释的《红楼梦》出版,上高中的戴敦邦阅读了这个版本的《红楼梦》,这一次,他看进去了。

 

似乎是无意之中为绘画《红楼梦》做准备。进入敬业中学伊始,戴敦邦的绘画才能初露荷角,他考进了校内的学生美术小组,开始系统学习写生、透视等技法。

 

于是当那个高中暑假的月夜来临,他随旧日初中时的同学、苏州人王邦俊,回其老家过暑假。以往都是独自阅读琢磨,这个夜晚,是戴敦邦第一次对别人谈及这本书。最终,话语如有生命,自己到了戴敦邦的嘴边,“我喜欢画画,总有一天,我要把《红楼梦》画出来。”

 

【植梦】

 

但《红楼梦》所描绘的世界,其实是戴敦邦不能想象的生活。

 

战乱频仍的年代里,他是一个镇江来沪逃难的普通皮匠的儿子,居住在五方杂处的石库门内。房子本已经逼仄狭小,多子女的家庭里又整日喧嚣。所谓娴雅、诗意、富贵这些词汇与他所处的世界全然无关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份截然不同,当他一旦看进《红楼梦》后,就沉迷其中。

 

在那个时代,对《红楼梦》的阅读是需要带着阶级批判的眼光进行的。比如宝黛是代表民主进步思想的,贾母是维护封建正统的反面人物,晴雯是反抗压迫的女性等,每一个人都被脸谱化了。而戴敦邦却有着草根少年的单纯心思,他天然地把《红楼梦》里的人看成了身边有血有肉的普通人,丝毫没有把“阶级意识”往心里去。

 

连在当时被认为是封建卫道士的薛宝钗,他也能给予理解,“传统的思维不好吗?为什么叛逆才是好的?比如薛宝钗规劝宝玉读书,我心里觉得这也不错啊。”

 

说到最喜欢的女性,戴敦邦也有自己朴素的喜好——袭人。他喜欢袭人,不是把她放在文学作品里去评判,而是将其放在现实生活里去考量。“我当时就想,如果让我择偶,我要找一个像袭人这样的妻子。她忠于职守,不失分寸,能成为男人的贤内助。”

 

【触梦】

 

这种朴素心肠,看似不够“专业”。却无意间避开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窠臼,在那样一个年代,难得地用平视视角对待书中人物。

 

1977年,“文革”刚刚结束。受外文局之托,戴敦邦北上京城,为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翻译的三卷本英文版《红楼梦》配插图。这份“天赐良机”让当时还籍籍无名的戴敦邦欣喜异常,也惶恐不已。

 

他至今记得,当时外文局的要求是,“画出来的画要让外国人看得懂”。因此,绘画需如说明书般展现富贵之家的生活起居、仪态妆容、文具器皿。这让贫苦出身的戴敦邦甚是为难:虽然自己把书看了好几遍,但落到纸上,那些衣物细节、内室场景究竟是怎么样的,想象不出来。

 

落笔之前,编辑部还专门开了座谈会,提了一大堆关于插图的希望和要求。座谈会上,面对各方红学权威、学者,耳闻各种学术观点、意见,戴敦邦一下子无所适从,最后连绘画形象都不能思考了,脑子里乱成浆糊。

 

幸运的是,当时最顶尖的红学专家和画坛前辈们都在北京。戴敦邦决定一一拜访,登门求教。他贸贸然跑去,而回应他的,全是赤诚热情。

 

因着《红楼梦》三个字的魅力和缘分,大师们毫无保留,对这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画家敞开了门。

 

【筑梦】

 

戴敦邦最早拜访、也是“研究红学资格最老”的阿英,给戴敦邦绘红楼的生涯定下最初的基调。

 

1977年春,在插图动笔之前,戴敦邦一度打算将画中的服饰和道具全部画成清代的。他考虑到,这样或许能有别于“文革”前几位大家的红楼画。问题是,原著为逃避清朝的文字狱,明文指出故事不发生在清朝,且戴敦邦见过杨柳青年画里着清朝服饰的《红楼梦》人物,觉得实在不美。思来想去,正在胶着时,他认识了吴泰昌。吴泰昌是阿英先生(原名钱杏村)之婿,戴敦邦就请吴泰昌引荐,去钱府请教这位“研究红学资格最老”的阿英先生。

 

可一走进阿英先生卧房,戴敦邦就后悔了。但见床上的老者已卧病多时,身体不能转侧,面色潮红发亮。戴敦邦觉得自己“太不识相”了,正在懊恼内疚之际,一抬头时,却看到钱府全家毫无难为之色,在病榻前吴泰昌握着老人的手,在其耳边告知戴敦邦的来意,老人就用和蔼的目光略作扫视,表示同意问话。

 

戴敦邦诚惶诚恐,坐在病榻前的椅子上,吴泰昌则倚坐床沿做“翻译”。阿英久病语音失真,只有家人能听懂,半个多小时的交谈,他已是精疲力竭。但意见表达得很清晰:“画红楼梦插图以明为主,不排斥其他。”如醍醐灌顶,这句话此后成了贯穿戴敦邦一生的红楼画的创作指南。

 

时隔不久,吴泰昌来函告知,“阿英先生入院抢救,医治无效,于6月与世长辞。”戴敦邦辗转反侧再三询及,是否因那天的会晤劳累所致,吴泰昌并没有回答。

 

而病榻前的对话和蕴藉其中的象征意味,并未因老人的离去而黯淡。当戴敦邦开始画小图时,当戴敦邦落笔构思红楼梦人物时,他总能清晰见到阿英先生睡卧在病榻上,看向自己的眼睛。那里有着老一辈的学者,在面对新人时,那种愿意捧出一颗心来倾囊相授的无私与热忱。

 

在北京绘制《红楼梦》插图的那些日子里,戴敦邦还认识了红学家吴恩裕。吴恩裕早年在国外专攻法律,是位法学教授,后一心专研红学。对于红学,吴恩裕有着自己的顶真和执著。

 

一次,吴恩裕带戴敦邦同游京郊西山,探寻芹圃踪迹,到了当时被部分红学家认为是“曹雪芹故居”的地点时,他正色告诫戴敦邦说:“我不认同这个说法,觉得乃纯属讹传,是伪迹,不过你可以进去看看,自辨真伪,我是不进去的。”说罢,吴恩裕立定不前。等戴敦邦进去参观一圈出来后,看到吴恩裕在老榆树下的寒风中独坐,不肯移寸步至他心中存疑的“故居”。

 

又一次,吴恩裕南来上海,到戴敦邦家里。见戴敦邦书架上放有一册《石头记》版本的论著,他立刻严肃地告诉戴敦邦,自己与这位作者不是一路的。这种严肃而决然的态度,使戴敦邦愕然。

 

因为除了学问上的坚持,吴恩裕在日常生活里是极平易近人的绅士。当时北京吴恩裕的居所,是一个略大于门卫岗亭的空间,每每戴敦邦寻上门去拜访,两人谈红说曹之际,不时听到窗外有人招呼:“吴教授在家吗?”有亲友找他介绍事情的,有邻里家庭不睦托他做和事佬的,也有带疑难问题请他解答的。

 

在困顿之中,依旧对学问有一丝不苟的坚持; 于四方杂处中,依然温润如玉有着处世的风范。这样的红学研究者,如同红学在现实生活中的表达,让戴敦邦真正看到了学问的坚守与温度。

 

【传梦】

 

正是在与这些前辈交往的过程中,戴敦邦渐渐对《红楼梦》、对曹雪芹多了一层理解。

 

在戴敦邦客居北京的1977年至1978年间,曾注释过《红楼梦》的启功居住在四合院的陋室之中,房屋采光不好,空间又十分狭小,门口就对着全院人合用的公厕。戴敦邦每次前去拜访,总为大学问家竟然居于这样的陋室而心感不安。
而启功总笑着让来访的戴敦邦别急着落座。原来,屋子里的几把椅子,无一不是缺胳膊少腿,用绳子缚住凑合着在用,“您可不知道窍门,坐下去就要摔了,只有我知道哪个角度坐下去正好。”

 

启功既是红学家,又是雍正皇帝第九代孙、满族,所以,当戴敦邦在绘画中感到困惑时,他总是能对《红楼梦》中相应情节里的人物形象和衣装礼仪作出指导。这些指导,细节到一个壶如何倒水,摘下帽子如何摆放,体面丫头的穿着如何华丽又不能失了身份。当时,适逢故宫博物院展出《雍正十二美人》图,在启功的推荐下,戴敦邦天天去看。这套清人画作以皇族贵妇为原型,衣饰详细繁琐,戴敦邦拍下照片反复推敲,然后又和启功一起商量《红楼梦》中人物的穿着能从中借鉴多少。

 

但在戴敦邦的印象里,他所接触的这些大师们,虽然历尽波折,却从未对个人得失发过怨言。启功在解放前是辅仁大学兼北京大学的教授,尺幅千金难求,但当时他困居陋室之中,却坦然处之。因是唐山大地震过后不久,启功就在简陋的床铺上搭了一块木板,作为避震设施。在小小的屋内,启功还饶有情致地豢养了一只娇凤,他舍不得把鸟关起来,由着它在屋内随意飞。启功和戴敦邦比划着议论绘画之事时,小鸟就立于不远处电灯线上,啾啾。

 

被誉为当代“红学泰斗”的周汝昌,也是戴敦邦在探索《红楼梦》时的引路人。戴敦邦记忆最深的是,一次周汝昌到戴敦邦在北京时入住的友谊宾馆看他画小图。进宾馆后,周汝昌环顾一番,对戴敦邦说,“你不该住在这里,你在这里是不能画《红楼梦》的。”戴敦邦挺意外,“那我应该住在哪里呢?”周汝昌说:“你应该到西部找个枯庙去住”。当时当地,戴敦邦只以为周汝昌是在和小辈开玩笑,一笑而过,直到多年后,随着阅历渐长,他才明白老人当时这句话的深意。

 

创作的环境和创作的感觉息息相关,老人担心戴敦邦住在舒适的宾馆里,不能体会曹雪芹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”的心境,故才有此劝。几十年后,戴敦邦领悟到这一点时,这些前辈们已经离世多年,每每思及此处,体会到前辈的无私指点,他更感佩不已。那样的艰苦岁月里,前辈们似呵护一丛火苗一般,将温与暖小心翼翼、毫无保留地传递给自己。

 

1978年,36幅《红楼梦》插图面世,戴敦邦声名大噪。那以后,他在画坛立足,而人们“一想到画《红楼梦》,就想到找戴敦邦”。

 

1985年7月14日,上海市红楼梦学会成立。戴敦邦为这次活动绘制了首日封。春回大地,红学再次成为显学。

 

几年后,戴敦邦创作了《红楼梦》的连环画,他在人物的一颦一笑、生活的一景一物中,为今天的读者细细刻画这部传统经典的“秀外慧中”。

 

【守梦】

 

2000年2月,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《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》。这第一部中国画《红楼梦》大型画集的出版,意味着戴敦邦做了一件前人未曾做到的事:以国画演绎《红楼梦》。

 

早在画集的组稿策划阶段,编辑曾断言:能担当绘画《红楼梦》这部经典巨作的画家,至少得兼备三大能耐:精深的国画艺术功力、旺盛的创作精力、对原著深刻的理解力。“堪此重任者,舍戴氏其谁!”考虑到戴敦邦当时已不年轻,编辑曾建议他选用若干现成旧稿和即兴之作,以省时间和精力。戴敦邦却表示,240幅画全部重砌炉灶。他直言,“20年前完成英文版《红楼梦》插图时,受制于篇幅,只能表现某些局部,很不尽兴。此番正可以了却夙愿。”

 

与之前绘画书中的主要人物不同,这一次画《红楼梦》时,戴敦邦将上至皇妃国公,下至贩夫走卒都画了出来。为了准确画出各个人物的言行举止,戴敦邦又一次手不释卷地阅读《红楼梦》,反复琢磨。有朋友记得:“在画《寿怡红群芳开夜宴》这一回时,戴先生和夫人认真比照着原著。戴敦邦的夫人来自一个衰落的大家族,对大型家宴也有自己的记忆,夫妻俩在家花了整整一天,反复为参加寿宴的人物排座次,直到排得与小说描写的场面符合,才铺纸落笔。整个绘画过程历时两年,期间暑热蒸人,戴先生气管发病,舍不得花时间看病,硬是一边猛烈咳嗽,一边埋头创作。”

 

相比20年前受托绘画,此番戴敦邦更像是为自己而绘画,为那一辈学者而绘画,为一种使命感而绘画。他要将前辈交棒一般传给他的薪火,传递下去。

 

书出版了,还获得了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。他却更诚惶诚恐了,对儿孙说“越画,越不敢画”。这是因为资历渐深,他对自己的要求高了;也是因为阅历变多,他更能体会《红楼梦》中的深意。

 

有人说,于千万本书中,唯《红楼梦》是可以让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品出不同况味的小说。而于戴敦邦来说,与最初简单地对书中人物好奇,到将书中内容作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去看,再到如今捧读《红楼梦》体会其中官场生态、人心百态、无常命运,每隔几年读一遍《红楼梦》,他越是读,越是怕,越是谦卑,越是感到曹雪芹的伟大。

 

自己的一生际会、相遇过的大师专家,时代的更迭发展,多少外因和内因都融汇在这一本书里了。提笔再画《红楼梦》,外人只道他驾轻就熟,唯戴敦邦自己晓得,是越来越艰难。

 

他推荐自己的孩子看《红楼梦》,也希望更多的青年后进多读典籍古文。“希望现在的青年能够通过阅读古典名著从而获得滋养,懂得什么是安贫乐道,什么是精神财富,什么才是无常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。”

 

在他的画室里,这个只存半只眼睛能用的老人似与时间竞赛,想为后人留下更多关于经典文化的形象。外界的评价、浮躁的世道,都走不进这间画室。在这里,已近耄耋的戴敦邦似乎又回到往昔,守在阿英的病榻前、坐在周汝昌家的陋室中、站在吴恩裕的小屋里、立在启功的桌子旁,追随着老一辈红学家们的赤诚指引,步入《红楼梦》的意境。

 

大约4年前,也是在这间画室里,戴敦邦见到了一位老同学。不是别人,正是当夜与他一起在梧桐树下赏月谈红的王邦俊。时隔几十年,昔日无忧无虑的两个青年都成了损目折腰的老者。王邦俊在“文革”中被批斗,身体留下病根,在外地工作多年,但与戴敦邦相见时,所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。

 

戴敦邦郑重地将自己的《新绘全本红楼梦》赠给老同学。接过书的那位,高兴地说:“你这本书,我会传代的,还有我们一起在月光下发愿的故事,我也会告诉后代,让它一直流传下去。”